美方原因使得双边经贸磋商受挫，美国继而打压华为等中国公司，开启 “科技冷战”，中美冲突现已进入危险地带。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深表担忧，向中国日报旗下传播型智库中国观察独家撰文“从贸易战到冷战”（From Trade War to Cold War），以下为他的核心观点：
美国政府为了证明挑衅性贸易政策的正当，正下大功夫对中国进行抹黑。
华盛顿对中国的攻击已经达到了全新的水平。共和党和民主党现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但指责中国是造成美国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却成为美国政界的和鸣。
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攻击已经远远超出了大约30年前对日本攻击的强度。华盛顿采取了更强硬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的威胁，认为要比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威胁严重得多。
从打压日本到打压中国，美国很快又将自己视为受害者，把自己造成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他人。然而，这种推卸责任的行为与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背道而驰。
现在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智慧，以及一种极度缺乏的、领导者应当具备的胆量。
随着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加强，美国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无限制扩大财政赤字的倾向。华盛顿宁愿在财政政策上如此鲁莽，也不愿向美国公众坦白。他们宁愿把这样一种策略的后果归咎于其他国家的贸易行为，也不愿认真地照照镜子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文 | 斯蒂芬•罗奇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
编辑 | 刘夏 布英娜 黄悦（实习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观中国”（ID：ChinaWatch2018），原文首发于2019年5月21日，标题为《斯蒂芬•罗奇: “鲁莽的”美国政府正将中美关系带入危险地带》，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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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对中国的攻击已经达到了全新的水平
如今，在指控和反指控中，中美冲突已经明确进入了危险地带。
尽管中美在6月下旬即将举行的大阪G20峰会上达成某些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但这样的协议大多都是表面上的。继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后，美方又进一步威胁启动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增加关税，同时对华为展开全面攻击。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压力急剧上升，表面协议达成的可能性也在一天天地下降。
华盛顿对中国的攻击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共和党和民主党现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但指责中国是造成美国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却成为美国政界的和鸣。特朗普曾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政策亲商，但如今接管了共和党，却对关税张开了双臂。对于支持工人阶级的民主党人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就发出过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危险警告，转变为关税战士自然相对容易。在多年滥用贸易行为之后，两党的共同论调表明，现在是美国该站出来反对中国的时候了
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攻击已经远远超出了大约30年前对日攻击的强度。当时，美国制造业首次感受到就业和工资的压力，这可以追溯到贸易赤字的急剧扩大。重商主义的日本是罪魁祸首，他们执着于压低日元汇率，占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42%左右。这导致了1985年所谓的“广场协议”，当时五大工业国联盟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将日本置于货币升值中，导致资产泡沫和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在仔细研究了日本的教训之后，中国领导层拒绝了西方类似的建议。因此，华盛顿采取了不同和更强硬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国的威胁要比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威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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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到中国，美国很快又将自己视为受害者，把自己造成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他人。然而，这种推卸责任的行为与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背道而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很快就学到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即投资等于储蓄。这一问题的必然结果是：当各国缺乏储蓄，希望投资和增长时，为了吸引外资，他们必须从国外借入盈余储蓄，并常年保持账户赤字。自1982年以来美国每年都经历过国际收支赤字(1991年除外，当时美国向其他国家收取发动海湾战争的军事行动的少量盈余)，这些国际收支逆差是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但由于贸易逆差源于宏观储蓄-投资失衡，它们的范围往往是广泛的，或者说是多边的。事实上，2018年美国对102个国家的商品贸易出现逆差。
这就是抨击中国的漏洞所在。没错，2018年，中国占美国8790亿美元商品贸易逆差的48%。这使得它成为当前美国政策辩论中的借口。在这场辩论中，他们认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唯一办法是消除中国的部分逆差，从而也能够减轻美国工人的压力。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对于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多边问题没有双边解决办法。以中国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就像“打鼹鼠”游戏（编注：无用而重复的工作，指试图解决问题的尝试是表面的，结果只是暂时的）。由于2017年末特朗普减税的时机不合时宜，直接的可能性是导致国内储蓄进一步低迷。在不解决储蓄问题的情况下，消除一部分贸易逆差，只意味着贸易将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外国生产商手中。由于中国是美国成本最低的外国供应商之一，这意味着贸易转移必然会流向成本较高的外国生产商。这就相当于在美国消费者头上增税。
针对中国的猛烈攻击可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反作用，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推行如此不一致的战略？答案既是霸权扩张的结果，也是针对所谓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反映。随着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加强，美国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无限制扩大财政赤字的倾向，这是以发行美元计价的本币债券作为支撑的。
更别提医疗体系的低效了，它消耗了GDP的18%，国防预算基本上等于位居其后的7个军费支出大国之和。华盛顿政府宁愿在财政政策上如此鲁莽，也不愿向美国公众坦白。他们宁愿把这样一种策略的后果归咎于其他国家的贸易行为，也不愿认真地照照镜子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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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触及长久威胁两国局势的结构性问题
事实上，美国政府为了证明挑衅性贸易政策的正当，正下大功夫对中国进行抹黑。
从对窃取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的指控，到由国有企业策划的网络黑客，到不公平产业政策的指责，中国被指控违反《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也由此在美国舆论领域受到严重诽谤。然而，这些指控背后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完全是误导。显然，比起承担起责任，承认美国储蓄不足是导致宏观经济失衡和多边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抹黑的描述中更容易得到安慰。
讽刺之处在于，此类贸易协议即便达成，也只是看重中国承诺购买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制造的商品，由此而缩小两国间的贸易不平衡。这等于是在以双边贸易手段解决多边问题，极其愚蠢，简直是一场政治闹剧。所谓“解决方案”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即这一“解决方案”将缓解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面临的压力。只是要拯救美国的经济，事实远非如此。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双边解决方案是对贸易转移有效，但长远来看，对于美国工人和消费者却无济于事。最重要的是，单纯解决双边贸易逆差并没有触及到长久威胁两国局势的结构性问题。
市场准入是至关重要，这意味着两国跨国公司在彼此市场上自由投资的机会。美国声称，中国企业对合资企业提出技术转让要求，实质上是对专利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强制窃取。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2018年3月的301条款报告所强调的那样，这已经成为美国的典型指控，也是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基本证据——尽管USTR承认（在2018年3月19日的报告第19页）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撑美国和中国合作伙伴之间签署自愿协议的合资企业迫使技术转让的指控。再一次，抹黑显然比基于事实的分析更有破坏力。
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5日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依据“301调查”，考虑对从中国进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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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我认为，中美还是有许多务实的解决方法来缓和双边关系。如以下三例：
双边投资协定。市场准入最好是通过双边投资协定中规定的跨境投资规则和标准的正规化来解决。美国累计签订了42个双边投资协定，中国累计签订了145个。在双边投资协定框架内，可以取消外资持股上限，使得讨论合资公司不再那么重要，有关被迫技术转让的指控也即不成其为问题了。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和中国花了10年时间试图谈判。由于受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阻碍，这些谈判已经暂停。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将是解决棘手的技术转让问题的主要策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头几天，废除美国对TPP承诺的政治决定是个错误。这项多边协议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框架，通过跨境贸易自由化、劳工标准、知识产权规则、互联网协议和环境规范，将12个占世界GDP40%的国家连接起来。TPP将为中国遵守目前备受争议的许多结构性规范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机制。虽然对特朗普总统来说，重新考虑美国的TPP战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但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这很可能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全球网络协议。中美领导人曾在2015年9月针对缓解网络间谍活动、黑客攻击和其他紧张局势方面，达成网络安全协议，但这还远远不够。与贸易冲突一样，这不是一个双边问题。美国和中国应率先打造一项全球网络协议，包括网络入侵、减少攻击目标和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等综合指标。
如今，美国和中国有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自2008年以来，这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已经占据全球GDP增长的44%。如果他们没能选择正确的解决方案，或者未能就贸易冲突达成协议，那么全球经济很可能就会摇摇欲坠。问题并非不可解决，但在现今的氛围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国政坛上下对中国进行大力抨击，这有可能将贸易战变成一场旷日持久、具备破坏性的经济冷战。现在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智慧，以及一种极度缺乏的、领导者应当具备的胆量。
拓展阅读
“美国共识”正在发生，中国怎么办？
文 | 谭保罗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ID:SouthReviews)，原文首发于2019年5月29日，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对大国竞争的严肃思考，正被简化为“怼特朗普+力挺华为”两条情绪式的主线。而世界另一端，某种共识正在悄然形成。
5月28日，路透社报道，美国物流巨头联邦快递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将华为的包裹转运至美国。但联邦快递随后致歉，表示没有任何“外部”要求。“误运”只是技术问题，没有受到政治压力。
“误运”事件是一个中美贸易战的注脚。到底因何“误运”，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种日益弥漫的担忧：中美贸易战的角力，早已不再是政府之间的较量，而是卷入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更加必须正视的是，美国社会一旦形成一种立体式的中国威胁论，并将阻击中国崛起作为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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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围堵共识”
“中国威胁论”从来没有缺席。
在以往，美国在人权、体制和国际性事务上对中国的攻击，多半都是政客的某些伎俩。他们需要高举普世价值的态度，以便继续充当西方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政客也将这些对中国的攻击，视作为美国利益集团在中美经贸交流中博取经济利益的筹码。
但现在，再也不能用老眼光看问题。
复盘孟晚舟被捕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特别是某种共识的发轫。孟晚舟事件背后推手是美国司法部。从2018年年底开始，加拿大对孟晚舟的逮捕和引渡推进等一系列动作，都是应美国司法部的要求。
在中国人印象中，美国长期实行三权分立体制，行政、司法和立法分开，互相制衡。司法部属于行政体系，司法部长为美国总统提名，由参议院批准产生，而总统也有权解除司法部长的职务。司法部并非三权分立中的一极，但它可以视作美国法律系统的重要枢纽。
司法部是连接行政体系和司法体系的纽带，历任司法部长都曾是资深律师或者资深律师出身的参议员，他们的利益在于法律界，也在商界和政界。华为CFO孟晚舟被捕，背后是美国的“长臂管辖”原则发挥了作用，而“长臂管辖”原则正是在美国超然的国际地位之下，政客和律师们的共同发明。
可以说，过去美国对中国的阻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会的制度差异，阻击也多半流于口号，那些保守的政客是喊口号的旗手。而美国法律系统则依然保持中性，于中美博弈之中，保持一种岿然不动的姿态，捍卫着美国真正的核心价值。因此，阻击中国似乎一直都很热闹，但毫无意义，根本对中国经济没有任何杀伤力。
但从孟晚舟事件开始，司法部对引渡孟晚舟似乎有了前所未有的执着，加拿大这样的盟友根本扛不住压力，只能保持随从。在这种背景下，完全可以说真正决定美国社会运转的法律系统也开始发生转向，而不是继续保持以往中美竞争格局下的中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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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在继续
除了法律系统，学界也在悄悄发生转向。
从2019年年初开始，紧接着孟晚舟事件，麻省理工、加州伯克利等高校也发表声明，不再接受与华为、中兴或其子公司的新合作，而现有合作项目亦不会再延长。
位于麻省理工的林肯实验室
必须注意，这些宣布“不再合作”的高校，全都是美国“硬科技”的诞生地，而这些“硬科技”曾改变了20世纪后半叶的人类社会。所谓“硬科技”并非互联网商业创新，而是高能物理、新材料、超级计算机和能源科技等领域的原创性研发。美国两大顶级国家实验室林肯实验室和劳伦斯实验室，刚好位于麻省理工和加州伯克利，他们是美国科技的心脏。
前不久，耶鲁校长苏必德的一篇演讲在朋友圈流传，他阐述了耶鲁的价值，耶鲁将始终对全世界优秀学生敞开大门。在目前的特殊时期，耶鲁的友善和亲华，博得中国读者一片喝彩。但实际上，耶鲁以人文见长，并非美国科技创新的策源机构。那些曾经影响人类科技进程的美利坚顶级科研中心，对中国学生和研究者的态度转变已经成为现实。
事情，还在继续。
5月29日，一则IEEE内部邮件曝光。IEEE要求禁止华为员工作为旗下期刊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接下来，华为相关的投稿、文章、会议赞助以及分支协会职务，可能都会受到关联影响。
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是当今世界电子、电气、计算机、通信、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领域最著名、规模最大的非营利性跨国学术组织。华为被完全排挤，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创新之路将面临同行前所未有的封锁。
除了教育界、学术界，还有政界的老人和领袖，对中国的态度也越发捉摸不定。
基辛格曾是中国人民真正的老朋友，哈佛出身，官至国务卿，他为中美建交立下汗马功劳。但特朗普上台以来，他曾与特朗普多次会面，要推销自己的“联俄抗中”战略。
基辛格对中国的态度转向，显然是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相信的。好在他本人，从未对外界确认过这种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们的这种担忧，也正如对联邦快递的担忧一样，总担心某些事情已经发生，但对方却不愿承认。
从政客持续几十年的“口号游戏”，到法律、教育、学术体系各个层面的真正转向，美国社会的某种共识似乎在逐步形成。在这个过程中，特朗普，无疑是个关键的触发器。
长期以来，由于习惯于对“三权分立”的浅显认知，以及公共信息平台对西方政治的描述，我们长期把西方的国家领导人“不当干部”，主要有两个认知：
第一，他们只代表利益集团特别是大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竞选靠政治献金，所以没有人民的支持。
第二，即使当选，他们也处处受到立法、司法以及大资本家的制约和掣肘，没什么权力，所以根本干不成大事。
对第一个问题，我们不讨论，但第二个问题则完全是一种误区——至少对美国是这样。美国是西方国家，但它又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它是那个最特立独行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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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萨克逊的“牙齿”
2019年的6月7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辞职。她没干满一个任期。
特蕾莎·梅身高一米八，雷厉风行，上台之初，曾被人看作是另一位“铁娘子”，是“撒切尔夫人第二”。人们期望她推动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在欧洲大陆萎靡不振的时代，重振英伦三岛的雄风。
可惜，外界想多了。特蕾莎·梅一直推动英国“脱欧”，而代价是自己首相生涯的终结。
英国“脱欧”由来已久。历史上，英国人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特别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更不愿和欧洲大陆国家为伍——除了联合法国对付德国之外。现在，他们将再次推动“脱欧”。
实际上，英国唯一愿意长期与其保持“厮守”的国家是美国。他们共同属于盎格鲁·萨克逊系统，这个系统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民族。比如，德语和英语同源，英格兰民族和德国人也都主要源于古代日耳曼人，但德国却并不是这个系统的一员。此外，德裔美国人超过了英裔，而且特朗普本人也是德裔，但美国和德国并不“亲”，而是和英国一起充当盎格鲁·萨克逊系统的中流砥柱。
盎格鲁·萨克逊系统是一个价值和利益的共同体，他们有很多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实用主义。
法国是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直到现在，法国依然流行着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政治正确”。美国宪法之中，那些最光明伟大的辞藻都是受到法国人的启发和点拨。但美国人在“政治正确”之外，也进行了自己的创新，而不是照搬卢梭、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那些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
《独立宣言》诞生的油画
比如，美国每州两名参议员（不论州的大小）的制度，即是避免“多数人暴政”的有效措施。此外，美国人另一个更重要的创新，是对国家领导人制度的强化，这使得美国总统是西方世界权力最大的总统，是真正的陆海空三军统帅。
简化来说，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国家领导人都是党魁，即这个党必须赢得议会多数，党魁才能当选国家领导人。但美国不是，尽管是选举人票制度，但人民真正在选举总统，是人民直接赋权总统，这使得总统有着远高于其他政治人物和商界大佬的超然地位。而在很多实行选举制的国家，总统一不小心即被财阀赶下台，或者送进监狱。
克林顿与莱温斯基
在老布什之后，美国的总统都能干满任期，而且连任两届，这种政治的稳定性已经持续了20多年。克林顿曾爆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性丑闻，但他依然没有被弹劾。最后，克林顿被看成是里根之后，对美国实力提升作用最大的总统，誉满江湖。
克林顿之后，是男女问题比较传统（至少当选总统之后是这样）的小布什和奥巴马，这三个人一共干满了六届，总共24年。现在，轮到了特朗普。
特朗普正带领美国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不再是以前那种老掉牙的版本：阻击中国，是因为要捍卫普世价值。而现在的版本是：阻击中国，是要捍卫美国人民福利。
漫画来源：Financial Times
显然，现在的版本更加蛊惑人心。它充分凸显了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盎格鲁·萨克逊作风，即果断抛弃原教旨的“政治正确”，高举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大旗，直到击倒对手——从一战前的德国到不可一世的苏联。
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美国的“敌意”了。
